最近，隨著電影《河邊的錯誤》熱映，余華再一次被推到大眾面前。
這是一部爭議頗多的電影。在上映前，就由于主創團隊自帶的巨大流量而備受關注。在影院里，人們又和主角馬哲一樣，一次次迷失在這座博爾赫斯式的迷宮中。
與晦澀難解的電影相反，原著作者余華呈現出一如既往的慵懶和松弛。從9月份在韓國延世大學的簽售，到10月末《河邊的錯誤》首映會，這個樂樂呵呵的小老頭都得到了流量的偏愛。簽售會上給素人的to簽，在社交平臺獲得過萬的互動，首映會上一句“是情緒進入了死胡同，不是人生進入了死胡同”又戳中了多少年輕人的心坎……這段時間，余華的每一次曝光都能穩定地產生幾個熱搜，在互聯網上收獲新一批忠實擁躉。
回顧近幾年，余華算是活躍在80年代的作家群體中熱度最高的一個。他每年都會固定地上十幾次熱搜，仿佛年輕人在互聯網上的保留節目。有人說余華很“妙”，他的作品和本人仿佛不在同一個次元。作品里的角色有多絕望，現實里他就給人多少希望。躺平、內卷、考編、失業，在令人焦灼的話題下面，總能看到余華笑呵呵的臉。與書中的冷峻不同，這一次，他用溫柔而準確的語言收留每個奄奄一息的年輕人。
一位以敘述苦難見長的先鋒作家，為什么能在一夕之間成為年輕人的精神標桿？令所有人眼紅的年輕人的流量，又為何偏偏選中了余華？
頂流的誕生
2021年9月，余華第一次被流量拽進大眾的視野。
那是許久之前，他和老友們在訪談時一起回憶步入文壇的契機。他談到自己棄醫從文的經歷，說自己當牙醫的時候，一天八小時都要面對“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即人的口腔），覺得甚是無趣。后來看到縣文化館的人在大街上游蕩，覺得這工作很好，便開始寫小說。小說發表后他被調去文化館工作，上班第一天就故意遲到兩小時。去了以后發現自己竟是第一個到的人，于是暗自竊喜：我來對了。
大家紛紛評論，曾經為《活著》掉了多少次眼淚，現在就會被余華笑死多少次。而余華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的流量之路才剛剛開始。
從21年至今，余華上過四十幾次熱搜。去年，他受邀參加李健的線上音樂會，累計觀看量超過了4億，連他自己都震驚于這樣的號召力：“那簡直是個天文數字。”如今，余華在文化館的工作經歷已經成為互聯網上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段子之一。
網友們“考古”結束，余華還在源源不斷地創造新素材。他身上似乎有一種化沉重為輕松的能力，總能用討巧的語言將無聊或尖銳的問題化作一陣陣笑意。這位書寫嚴肅的作家，在生活中似乎對嚴肅過敏。當得知莫言40天寫出《生死疲勞》，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嫉妒，直言md，寫的真牛X；當有讀者讓他寫躺平to簽，他沒寫什么很有深度的句子，而是寫上祝你一輩子不上班，翻個頁又調皮地寫：在家上班也一樣。
這種不怕說錯話的松弛感，讓年輕人感到驚喜。特別是這兩年，當明星名人都因害怕出錯而越來越規矩刻板、停留在人設的安全區內時，大家都無比懷念那個遍地“活人”的時代。在如此情緒下，余華像一股橫沖直撞的“泥石流”，用松弛到快要垮下來的松弛感沖破了人們對先鋒文學旗幟手的刻板印象。他不掉書袋，不端著，和年輕人用著同一種語言，和打工人共享同一種情緒。當嚴肅文學創作者自己跳出來消解沉重的現實，觀眾們也得到了一種如夢初醒的暢快之感。
面對洶涌的流量，余華自己也有清醒的認知：“我的讀者通過作品所了解的那個叫余華的作者，在他們心中是一個沉悶的、一臉苦相的、帶有一點抑郁癥，或者是一個陰郁的人。結果他們后來發現（我）是一個相反的人，他們可能是因為這個反差（喜歡我）。”
這種反差帶來的親切感，如同布爾斯廷在《幻象》中的解釋： “我們找的是榜樣，但看到的卻是自己的倒影。”面對英雄和天才的敘事，我們只能敬而遠之，但如果天才偶爾展示出一點笨拙和真誠，那便恰好迎合了普通人需要的“接地氣”。所以當我們看到胡適的打牌日記、托爾斯泰的“不想愛，也不想勞動了”，才會如此感同身受。天才的余華屬于文學殿堂，而不想上班的潦草小狗則屬于每一個人。
年輕人的精神搭子
余華的魅力還不止于此。
潦草小狗和對文化館工作的發言，讓余華體會到“一夜頂流”的滋味。可在熱度消退后，他依然擁有持續生產熱搜的能力。如果細細看一遍余華上過的熱搜，就會發現：他的名字、加上一個不長不短的句子是他登上熱榜最常見的姿勢。他在不同訪談、見面會上說的話總被年輕人奉為圭臬。除了喜劇人、單口演員，余華似乎又多了一個新身份——年輕人的精神導師。
說是導師，其實更像是精神搭子——因為他總是和年輕人站在同一陣營。當疫情打破欣欣向榮的泡沫，經歷了公司裁員和股市飄綠的年輕人，已經不再相信努力會有回報，只盼望多放兩天假、享受現實的自由。可新聞頭條中的“專家們”依然孜孜不倦地教導“調休的初衷是好的”、“警惕不婚不育”。沒過多久，在董宇輝的訪談中，余華立刻成了年輕人嘴替：“現在最沒有共情力的就是專家，只要他們一說話，大家就往相反的方向想。”
于是，替調休說話的專家被罵的有多慘，余華就被捧得有多高。年輕人被這個梳著中分的快樂老頭兒徹底收編。他怎么能比父母還理解我呢？父輩們在經歷過物質貧困的年代以后，會天然地把物質需求凌駕于一切之上，只要物質上過得去，其他問題如情緒或價值都不應該是問題。如果有問題，就是你不夠努力，或者太嬌氣。而余華是少見的經歷過苦難，又超脫于苦難之外的長輩。60年代人固然經歷了不可描述的痛苦，但這并不代表Z世代的發瘋不應該被理解。他明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主題。
被理解，是這屆年輕人為數不多的精神訴求——就算不能幫到我，起碼讓我好受一點。可就算如此，還是屢屢被上位者的冷漠背刺。曾經站柜臺的李佳琦，如今坐擁千萬流量卻開始嫌棄消費者工資低不努力。掙年輕人錢的大廠總監，在青年節發文陰陽：“當我們忙著做各種致敬青年的策劃時，青年們正在睡覺。”
而余華終結了說教，他讓我們看到，原來長輩還可以是這樣的。他從不標榜自身的地位，更不因這樣的地位而閉眼歌頌苦難、苛求進步。面對流動的現實，他總是謙遜而積極。在捕捉到當代年輕人的黑眼圈和發瘋瞬間后，說“這是情緒不受控制地自我放大，不要覺得我已經走投無路了，可能只是一種情緒進入了死胡同，而不是你的人生進入了死胡同。”
其實年輕人發瘋本就是一種突破閾值、不求理解的宣泄。因為在理性的步驟下找不到答案，所以用混亂的語言、顛倒的邏輯消解痛苦而固態的現實。但余華能夠用理性的語言為這樣的情緒兜底，他從不站在單一的視角去批判什么，而是在觀察和理解了情緒背后的困境以后，告訴痛苦的年輕人：雖然發瘋是走進了死胡同，但這依然值得被理解和重視。
至此，余華的外表和內在都在年輕人的心里完成了敘述的統一——他頂著潦草小狗毫無攻擊性的外表，說著和年輕人掏心窩子的話，代替東亞家長源源不斷地輸出情緒價值，成為年輕人的精神搭子。
作家和網紅
余華太火了，火到讓我們幾乎忘記了他是《活著》的作者。
有人說余華本人和他的作品各火各的，充分說明兩個身份下余華帶給人的分裂感。這種分裂，乍看過去，是文學作品和互聯網形象傳遞出不同溫度的分裂。
作家余華，是那個曾經在太平間避暑的小男孩，他從小學會用酒精擦手，半夜被吊喪的哭聲吵醒也見怪不怪。長大后，他將這種冷眼旁觀的態度帶到了書寫中去。由于對死亡過早祛魅，“人”對他來說只是一具如風雨飄搖的脆弱肉體，任生活的刀子宰割。在《現實一種》里，他書寫了一場親兄弟的連環對殺；在《兄弟》中，孫偉的父親把一根幾公分長的鐵釘活活釘入腦袋……書寫這一切的時候，余華都仿佛一個局外人，用零度寫作展開一場充滿苦難的荒誕敘事，以筆為刀細細雕刻出一個個細思極恐的隱喻。這是作家余華的先鋒之處。
而網紅余華，不論到哪都笑瞇瞇的，像一只憨態可掬的大熊貓。他四處宣揚自己不喜歡上班，吐槽一眼看到頭的無聊工作，在光怪陸離的屏幕里不斷輸出金句，為發瘋的年輕人輕輕貼上一劑止痛膏藥。網友都說他是一個有溫度的人。
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為什么能如此毫無違和地存在于同一個人身上？
余華的冷漠，是對荒誕、鮮血和貧窮的冷漠，并非對人的冷漠。“人”始終是余華作品中重要的對象。他塑造過許多在苦難中沉浮的角色，有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福貴，也有美好得不真實的宋凡平。這些人物絕非架空，也不是時代的“符號”，而是具體的“人”。當好友張英質疑宋凡平這個角色的真實性時，余華說他的原型其實只是自己年少時一面之緣的陌生人。“前天晚上，小鎮上有一個父親牽著兒子的手，給他買零食，在街上快樂地走，結果第二天凌晨，他就自殺了。在我少年時期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確有這樣的父親。”
隨著寫作的深入，余華逐漸發現自己也并非冷漠的旁觀者。他的書寫中滲入了對人物的感情。“我自己寫的時候，情緒常常跟著故事和人物走，徹底被它控制，比如在李蘭從上海回來的時候，她把兄弟倆領到一個沒人的地方，把宋凡平埋葬，說那么可以哭了，才放聲大哭，寫到這個時候，我自己也哭了。”在為《活著》作新序時，他像回憶老友一樣回憶福貴：“十五年前我在《活著》里寫下了一個名叫福貴的人，現在當我回想這個福貴時，時常覺得他不是一個小說中的人物，而是我生活中曾經出現過的一位朋友。”
余華的作品里充滿了那個特殊時代的痕跡，但他自己并不認為這是引人眼球的原因。“因為他看中的并不是你的題材是什么，而是里面人的命運、人的感受。”和透過苦難看到上代人的感受一樣，他也透過“躺平”看到了這代年輕人的痛苦。所以，當白巖松充滿爹味地反問“難道我們現在指望的是房價很低，然后工作到處隨便找，然后一點壓力都沒有？不會吧？”引起眾怒的時候，余華才可以精準地說出“現在年輕人要求不高，他們就想有一個編制而已”，這樣又真實又心酸的話。
此時的余華，仿佛又變成了那個拿著放大鏡的醫生，用瞇成一道縫的小眼睛尋找新一代人的蛀牙。
洞悉和理解年輕人的處境，不過是這位作家的一個切面。在文學和流量背后，是一雙永遠注視著現實的眼睛。這讓我想起一位網友對余華的評價：“一個作家能夠跨越年齡的階級去評價當代年輕人，他的精神是超前的。”
之前，他懂得那一代人的苦難；現在，他也懂年輕人的掙扎。
